A Room of Beryl's Own

捷克出生知名作家米蘭昆德拉在共產時期警察檔案中被列為通風報信「抓耙子」?

今天報紙有一小篇幅報導此事。這讓我想起貝揉在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年齡曾拜讀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此本大作,因為書裡含有太多哲學的東西,似懂非懂的看完了。在書中,他通過各個人物的角度講述了了一個存在主義的主題，重還是輕？政治對人生命的扭曲程度到底有多大？昆德拉借薩賓納的口說出了「我不是反共，我是反對媚俗！」。借此表示了他自己的取向。

 那個升學主義濃厚的時代,可能現在還是如此。對"己身的存在價值"有很大的迷惘,尤其在課業方面"不得志"的人來說,貝揉總覺得玩也沒玩到,書也沒唸好,就整個人很抑鬱......那時候存在主義,尼采或培根-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是我的救贖。whatever,現在已是OBS一枚,這些也變成塵封往事,deja vu了。

只是很難想像他一生致力對抗集權,反對kitsch,才華洋溢如他,年輕時可能還幹過"蠢事"。至於被爆料者的太太看過解密的報告也只回應"不驚訝",並說他"是位好作家,但是我對他的人性不抱幻想"。貝揉不經想著--人到底可以有幾個面像?那個是真的?那個是假的?抑或不重要,因為全部的好的壞的是都是自己?那是否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有人格分裂的特質?

我是誰?誰是我?怎著又哲學了起來?